泉州港的开辟，让福建人较早置身于世界之中，并最先领略到了茶、瓷、丝绸对于世界的意义。时至今日，福建人依旧固执地认为，只有三者结合，才能传达出一种中国式的声音。这点，观察福建人开的茶店就可以知道，丝绸是茶的柔软外衣，茶被包裹、缠绕，之后安详而华贵地躺在精致的茶盒中，等茶被取出来品饮时，便与甜美的瓷器发生了关系。

    只要置身于茶馆，你便可触及华夏三大物质文明带来的高级精神享受，加上泡法极为讲究的福建功夫茶，品茶人每一步都被推往茶神的境界。这种随处可见的日常品饮场景，被福建人带到任何一个有烟火之地，无论是在冰天雪地的东北，还是在西南边陲之地，你都可以领略到福建人那种热情。

    英语世界里茶的叫法来源自福建方言，这令人福建茶人感到自豪，但却不能成为福建人作为承担中国茶命运的主要理由。

    事实上，福建在中国的饮茶史要晚于大部分地区，茶大约在公元500年左右从云南扩散到福建一带，晚唐以及宋代对建安茶以及建安窑的推崇，让福建茶长活在中国茶话语体系中，福建人喜欢斗茶、喜欢研制茶的不同品质。到了1950年，中国茶叶专家陈椽（福建惠安人）根据制作工艺，把中国茶分为六类，福建茶占据青茶、白茶、红茶、绿茶四席，这依旧是当下福建茶人傲点之一，并为福建成为中国第一产茶大省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    另一个重要理由是，明代之后，福建茶人取代长期倒卖中国茶的契丹人，成为中国茶的代名词。从Kitan（契丹）到Boheatea（武夷茶），从 chai（陆路传播对茶的称呼）到tea（海路对茶的称呼）的转变，意味着在中国西北势力的衰落，北方丝绸不再是华夏贸易的主要通道，航海业导致海上瓷器兴起，茶马古道的纵横贯穿，让一切有迹可寻。

     今天喜马拉雅山下印度的大吉岭茶园，就是“植物猎人”一次又一次大掠夺的结果。19世纪上半叶，英国东印度公司计划在其殖民地建立茶园，但没有成功。公司遂派茶叶盗贼罗伯特·福琼到中国非法采集茶种、茶苗，偷偷学习种茶方法，并寻找茶工。

     罗伯特·福琼在1839—1860年间曾四次来华，1851年2月他通过海运，运走来自宁波、舟山、武夷山的23892株茶树小苗，1.7万粒茶树发芽种子，同时带走8名中国福建制茶专家到印度的加尔各答，这直接导致了目前印度及斯里兰卡的茶叶生产兴旺发达。

     此后，印度的茶叶开始取代中国的茶叶登上贸易舞台。从稍后的情况大致可以推测出，当时被挖走的福建茶工是精于红茶的高手。

     18世纪，迷恋上茶的英国人还不知道，红茶和绿茶居然长在同一棵树上。所以，当茶叶盗贼罗伯特·福琼宣称红茶与绿茶不过是不同工艺产物时，在大英帝国掀起争论可想而知。在中国的传统里，茶神秘莫测的身世一直隐藏在皇家深宫大院与名山大川之中，被当作罕见的礼品往来于皇亲国戚、机要大臣以及外国使节之间。那些年的文人、工匠、官吏一度被告知，要守护茶制作的秘密——皇家企图用秘而不宣的方式来维护茶的身份与尊严。

     在一个视绿茶为母体的国度，任何一种尝试，都会被视为冒犯传统。红茶的起源被追溯到福建崇安的一些制茶小作坊里，满足一些民间茶爱好者换嘴瘾的需求。事实上，其他茶类亦如此，黄茶的制造者被许次纾在《茶疏》里贬得一塌糊涂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，这帮庸才作废了的绿茶，是下等人的食物，算不上饮品。嘉靖年间的御史陈讲疏说，四川、湖南的黑茶，只是销边地区换马的物资，算不上什么好茶，最多也是中二品而已。现代白茶还是从绿茶的三色细芽、银丝水芽发展演变而来，所以受到的批评最少。

     如上所说，中国的传统，是绿茶传统，如“狮峰龙井、洞庭碧螺春、六安瓜片、黄山毛峰、信阳毛尖、太平猴魁、庐山云雾、蒙顶甘露、泉岗辉白、君山银针”，但是一份命名为“十大名茶”的名单中，赫然挤进了“安溪铁观音”、“武夷岩茶”，我花了很大力气考证所谓“十大名茶”的出处，最后颓然放手，那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命名，没有任何官方说法，更多是民间“口碑”。但在“十个卖茶人，八个出福建”的茶界，你要相信多数人的原则。

     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，这份名单再次被修订，在“安溪铁观音”领衔居首之下，“武夷岩茶”自然在列，福建人再次把自己着力打造的“福鼎白茶”送进十大名单；同时，上海也宣布，2009年上海人茶叶消费中，铁观音取代龙井占据第一。在一份中国名茶的榜单上，福建拥有28个名茶同样雄踞冠军，其后的安徽不过11个。

     福建茶人这种敢于冒险、乐于尝试、勇于开拓的精神，不仅体现在对外，对内亦如此。功夫茶最初的指称，被确定在最好的岩上武夷茶小种，在清代嘉庆年间，安溪茶都被视为下者，转眼就时过境迁。功夫茶，不仅喝茶要下功夫，制茶要下功夫，卖茶，更要下功夫。